中国的旧式军人对日军的战术有一定了解，这主要源于19世纪末的一种风气——军事学习东洋，外交学习西洋。自1898年起，清朝开始派遣军事留学生赴日本。到1900年底，首批中国学生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（相当于13期），之后又有29期，总计约1600人毕业。比较出名的有蔡锷、蒋百里、孙传芳、阎锡山等；中年一代有何应钦、蒋志清等；年轻一代则包括汤恩伯、何绍周、宋希濂等。黄埔军校创建初期，所学习的战术大多是苏式的，但也有部分是日式的。毕竟，蒋中正和担任教育长的何应钦等人都曾在日本留学。同时，许多地方派系创办的军校也采用了日式教材和日本教官，比如桂系和川军的军校。川军老将王陵基便是由于日语优秀，被从县长职位调回川担任翻译，最终成了许多川军将领的老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陆军大学的前九期大部分教官也是日本人，教材和教学方法也多为日式。虽然这些日本教官所教授的并非当时最先进的战术（尤其是日军讲解先进战术时，总会找各种理由排除中国学员），但基础的战术和作战原则却是不容忽视的。日军的作战原则有很多，但核心就是四个字：攻击和包围。
展开剩余55%那么，第9战区是否具备实施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战术的地理优势呢？第9战区位于湘北，湘北地区地形复杂，适合这一战术的实施。湘北有多条地理障碍，如鄱阳湖、赣江、洞庭湖和湘江等，山脉也纵深遍布。这些地形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天然的防守优势，可以有效抵挡日军的包围。若日军选择南进，第9战区可以利用这些地形优势与敌军作战。 在多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中，第9战区采用了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战术，取得了一定的战绩。然而，这一战术在不同的战斗中表现不一。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，双方实力接近，最终以平局收场。第二次长沙会战中，由于薛岳的指挥失误，背离了原定战术，导致中国军队出现了较大损失。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是第9战区的胜利，展示了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战术的高明。 长衡会战时，第9战区的兵力明显不足，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后，其精锐部队已经调往滇越和滇缅边境。根据赵子立的估算，即使后撤到衡阳，日军的战力仍然不足以击溃中国军队。然而，由于第9战区未能充分评估战场态势，未能有效利用后退决战，争取外线战术，最终在长衡会战中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。这表明，战术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理论上的优势，还需要战场上精准的执行和灵活应变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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